不太寬闊的街道、成排筆直挺拔的棕櫚樹、缺乏規劃擁擠在一起的不高的樓房，乍看上去，這只不過是個缺乏特色的中國嶺南小鎮。
可一旦深入到這些樓房，你將會被震撼：數百人密密麻麻擁擠在一層樓房內，每人面前一臺縫紉機，身旁是一堆碎布料，小孩子在忙碌的女織工身旁嬉戲玩耍，巨大的落地電扇吹出難以形容的布料的味道，塞著耳機的年輕工人將布料從針腳下推過，將周圍的一切置之身外……
這里是福綿——中國廣西玉林的一個罕為人知的小鎮。但這里的1600多家服裝企業，每天生產出30萬條廉價的牛仔、休閑褲，每年生產出2.1億件服裝，填塞了中國為數眾多的鄉村市場，行銷東南亞、非洲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容納近10萬從業者，堪稱“世界褲子之都”。
或許是因為福綿非凡的成就，玉林市政府已經計劃將這個鎮擴成直屬市政府的區。
“褲子之都”的源頭，需要追溯到30年前，一把剪刀開始的創業傳奇。
一把剪刀闖市場
現在大多數時間，鐘衍龍都是在福東村委會辦公室中抽抽煙、喝喝茶、忙忙村里的事，但當提到他的創業往事時，他仍會止不住眼睛放光。
福綿的服裝加工風潮，起自街上一家國營裁縫鋪裁縫陳德清。1979年，陳德清拿著布票在百貨大樓買布，然后剪裁成衣服拿到本地圩鎮上賣。看到陳賺錢后，附近的農民紛紛放棄上山打柴的營生，群起而仿效之——雖然這在當時頗有政治風險。
但對當地人而言，這卻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彼時的福綿，地少人稠，多的村人均不過一畝五六分地，少的不到三分，連溫飽都解決不了；而玉林國有企業又少，根本無法容納人口就業。
事實上，另一個日后名震世界的服裝之都——溫州，情況也差不多與此類似，而他們也是在這個時候起步、創業。
鐘衍龍是最早加入仿效陳德清做服裝加工的人之一。時至今日，他仍清楚地記得，當時還是村里民兵連長的他，拿著143塊錢憑票在供銷社購進他的第一批布料——上海產的。然后，再買來一條褲子拆開，用印版紙比照著畫出版樣，再照著版樣用剪刀剪裁布料，最后再縫上，一條褲子就算做出來了。
“縫出來后，自己試穿一下，不舒服的地方，再改一改。”鐘衍龍說，“不像現在，都是電腦設計、機械剪裁，一版下來就是幾千條……剪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最初的情形是，鐘衍龍和夫人——起做衣服——做中山裝、國防裝，一般做3天、十幾件衣服，再出去跑一天——踩著單車把衣服拿到圩鎮上去擺地攤兒，民警藍、軍綠色的衣服賣得最好。
賣完之后，再去進一批布料——主要是的卡、的確良，剪裁、出售……如是滾動發展，慢慢就做大了，先是家庭作坊，男女老少齊上陣，然后就請親戚來幫忙。
看到一家做衣服賺錢，周圍的人就跟著學、做，很快做衣服的人就多了，附近福綿、福東、福西三個村，差不多家家戶戶都開起了服裝作坊。“慢慢福綿的服裝加工業就如滾雪球般做大了。”鐘衍龍說。
這使鎮上的供銷社，甚至玉林市的百貨大樓布匹吃緊，必須要到廣州等更遠的地方進貨。由此催生福綿的第一批服裝公司——個體戶合伙成立公司進布，可以降低成本。
1985年前后，福綿第一批服裝個體戶成立公司。鐘衍龍也出資25000元和另外十幾個服裝個體戶共同湊了40萬元，成立了福聯公司，并擔任法人代表。
“成立公司主要功能是批發所需布匹，方便個體戶做服裝。”鐘衍龍說。在這期間，他先是到廣州西樵市場進布——先坐車從玉林到梧州，再從梧州坐船到廣州，第一天去第二天回，隔幾天就去一趟；之后慢慢擴展到沙市、蘇州、杭州、上海、西安、咸陽、洛陽、開封、青島、北京，最遠的到過佳木斯。其中，去得最多、住時間最長的是湖北沙市。
“當時這些城市的紡織廠都是處于過渡時段的國營公司，大量布匹積壓，特別是沙市，很多公司去要貨都不好要，但我們這些‘土八路’都是付現金，很容易拿貨。”鐘回憶道，布料進回來后，再轉手賣給福綿的服裝加工作坊。
“沒有錢，先賒給他們，支持他們做大。”鐘說，從1985年到1995年，整整十年間，福綿的服裝業可謂是“八大公司的時代”。包括福聯公司在內的八大公司，7家在福東村。
沙河市場2/3攤位由福綿人租用
隨著福綿服裝加工業的迅速發展，最初趕圩鎮擺攤兒賣服裝很快變得難以為繼。不過，福綿人很快找到了新的市場——與其相隔8公里的玉林市。
先是在玉林市的解放路擺攤兒，很快人多得擺不下，就擴展至玉林南城百貨大樓、水電局附近那條街；又擺不下后，玉林市就在1980年代末建了專業的服裝批發市場——龍船市場。龍船市場容納不下后，又新建了工業品市場。
1996年，玉林工業品市場開業，可容納一萬家客戶，當時溫州還派人過來參觀學習。很快，這個市場的銷售額就排到了全國第三。一度，玉林回籠的貨幣比廣西首府南寧都多。
對于擺攤兒的“老板”而言，最初是在街邊擺地攤兒，每天交兩塊錢攤租、兩塊錢的稅；然后發展到搭個棚子，最后再租個門面。
最初的顧客，也都是買了福綿的衣服自己穿。后來就有人做起了批發的生意，甚至廣州的客商也跑到南寧來要貨。1988、1989年后，福綿的衣服在滿足玉林本地市場后，開始轉戰南寧、柳州、株洲、廣州。
“當時，聽說這些地方有攤位，政府幫忙牽線，福綿的衣服就打到廣州去了。”鐘衍龍說，高峰時期，廣州沙河服裝市場有近2/3的攤位都是福綿老板租用的。
“到廣州就了不起了——全國各地的客商都在廣州進貨。”鐘衍龍說，這些客商在廣州進貨時慢慢知道服裝是玉林福綿產的，就轉到玉林來批發——這直接催生了玉林工業品市場的繁榮。
再后來，客商就直接殺到福綿的廠子里來進貨。“尤其是2005、2006年的時候，外地來的老板都駐扎在福綿的村子里要貨，紅火的不得了。”鐘衍龍說。
最紅火的2008年，根本不用去廣州擺攤，無論出多少褲子都不夠賣，客商都住在村子里，不發貨不走——而以前，這都是一個電話就能決定的事。
“福綿的服裝加工之所以做得紅火，關鍵是勞動力比廣東便宜，才能去廣州占住山頭。”鐘衍龍說，玉林不產棉花，布料全部從外地進，自己開廠加工，賣出去還能比別的地方便宜，吃的就是勞動的力的錢。
服裝加工業的興旺，也帶來水洗、輔料等配套產業的發達。一個生產紡織用線的公司，就可在幾年間由零做到上千萬的產值。水洗廠，更是多得不計其數。
第二代不愿子承父業
1995年，是鐘衍龍人生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福綿的服裝加工告別剪刀時代，轉向機械化、規模化經營，小作坊一去不返。
這帶來的后果是，各服裝廠拋開“八大公司”自己去佛山南海的西樵、紹興的柯橋進布料。
廣州、常州、無錫的一些布匹公司，這時也把銷售公司開到福綿。甚至連福建的服裝輔料公司也挺進福綿。
這使包括福聯在內的“八大公司”在1995年消失。鐘衍龍則在1999年當選村委會主任，并于次年重拾舊業，做起了服裝加工。
“但我做的不大，一年幾萬條的產量而已，但人家大的廠子，一年都是幾十萬條的產量。”鐘衍龍感嘆道，“后來者居上啊。”
然而，更讓他感嘆的是，“接班的接不上。”這在福綿是普遍情況——第一代創業者大多已年近花甲，而第二代大多不愿子承父業。
“年輕人不愿意做這一行，只剩下年紀大的人，招工就不太好招，只能漲工資，這樣成本就上去了。”鐘衍龍說。
而由于福綿的服裝產業長期位居低端市場，30元左右一件的服裝占很大比重，單價五六十元的就是“中高端”產品，利潤微薄，很難承受人工上漲的壓力。而臨近的越南、柬埔寨，勞動力成本低很多。鐘衍龍認為，近兩年福綿服裝銷量下滑就與此有關。
“現在福綿的服裝業越來越難做，雖然溫飽不成問題，但要往高處走蠻難的。”一位已經轉型了服裝業人士的感嘆道，福綿服裝業的落后之處在于不做品牌，以為有訂單做就可以了，根本沒考慮更多。
福綿地方政府并非沒有推動當地服裝企業升級、走品牌化之路，但卻步履維艱，至今沒有誕生一個知名服裝品牌。
“市場到頂了，怎么辦？”鐘衍龍自問自答，有的轉型——做地產、辦小貸公司、開KTV；要的向外淘金，去南寧、去非洲、去迪拜；也有的在做褲型創新。
“我們也不知道老板們是怎么想的，但他們要生存，肯定會想辦法的。”鐘衍龍說完，猛吸了一口香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