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我國最早的地理學著作的《禹貢》當中，記載了各地貢獻的方物，當中揚州(當時包括今天的廣東、海南等地)的貢品中，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之句�！盎芊焙芎美斫猓瑧斒侵参镌献龀傻囊路弧翱椮悺庇质鞘裁茨�？有些學者認為，它可能是棉花。如是，那這句話當可說明，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最早引入和種植棉花的地方。
棉花的古稱“織貝”，上世紀番禺的農戶還在說
宋蔡沈的《經集傳》中有這樣的說法：“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有學者認為，“織貝”就是“吉貝”，而“吉貝”則是由梵語“Karpasi”音譯而來，指棉花。如果這樣解釋是合理的話，那的確能說明《禹貢》成書時的“南夷”所在地，已經出產棉花了。但《禹貢》成書時間歷來為學術界公案，多年來莫衷一是。持較早觀點的認為是約4000年前的大禹在治水時親自撰寫；較晚觀點的認為不會早于戰國；還有不少人認為成書在這兩個時間段之間。即使以最晚的戰國說(相對接受者較多)而論，棉花在嶺南的出現也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
有前輩農業專家稱，上世紀50年代，番禺縣農民還稱他們所種的棉花為“織貝”�？梢姟队碡暋匪f的“織貝”和其他古書上所說的“吉貝”，解釋為棉花的可信度是比較高的。
不過《廣東科學技術史》中有這樣幾句話：“因對《禹貢》的文句尚有不同的解釋，海南在《禹貢》時代已有棉花這一觀點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也就是說先秦時代嶺南人民有沒有種棉織棉，姑且不作結論，留待以后深入研究�！痹缙谧魑锏膫鞑ビ捎谫Y料有限，常常難以確證，在更多、更明確的證據出現之前，多幾分謹慎，當無大錯。
那么我們可以換個思路，看看能確證嶺南人民發明種棉和棉織技術的證據，究竟出現在何時？
三國時吳國萬震所著《南州異物志》記載：“五色斑衣，以絲布、古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毳，鳥獸的細毛)，中有核，如珠珣，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盒，但紡不績，在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斑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為布，弱軟厚致上毳毛。”這種織物還根據粗糙程度不同，分為幾個等級——“城”“文辱”“烏驎”。西晉張勃的《吳錄·地理志》中說：“交阯定安縣有木綿樹，高大，實如酒杯。中有綿，如絲之綿。又可作布，名曰紲，一名毛布�！薄读簳ずＤ现T國·林邑國傳》說林邑國(中南半島東部之古國，約在今越南南部順化等處)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纻布不殊”。
看來，古籍中記載的有關嶺南種棉織棉的資料不少�！稄V東科學技術史》中才有這樣的結論：“(嶺南地區的植棉和棉織)公認的確切的文字記載是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除了新疆、云南等少數地區外，嶺南地區遠遠地走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前面�！�
古代的“木綿”不是今天的“木棉”
棉花是唯一由種子生產纖維的農作物，歷來是解決人們特別是農耕地帶人們御寒保暖衣著問題的最重要的紡織原料。學者指出，棉應該起源于近赤道干旱地區，經長期的自然馴化和人工選擇而有紡織價值，現有四個栽培種，即亞洲棉、草棉、陸地棉和海島棉。印度是亞洲棉的起源中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古墓中，都曾發掘出5000多年前的棉織品。中國古代種植的棉花，以目前文獻、考古等資料顯示，是從國外分兩路傳入的。北路傳入草棉，由非洲、阿拉伯經伊朗、巴基斯坦傳入。南路傳入亞洲棉，由印度經緬甸、泰國、越南傳入。中國古代文獻中提到織貝、吉貝、古貝、帛疊、白疊、梧桐木、古終藤等名稱，一般都指棉花或泛指棉織品。它們都是不同地區從梵語、馬來語、阿拉伯語音譯而來。
中山大學教授司徒尚紀等指出，中國古代本無“棉”字，但有“綿”字，凡所謂綿，都是指絲綿。綿變為棉，大概在我國六至十一世紀之間，《廣韻》卷二曰“木棉，樹名”。這或許也可側面證明棉花的傳入與普及時間，當在此期。而6世紀以前的文獻敘述棉花時所用的名稱，都有“木”字或“樹”字，這可以說明所記載的是一種植株不太矮小的木本植物。古代稱木棉的有三種植物:一種是攀枝花，即現在嶺南的紅棉，為高大喬木；一種是多年生的棉花，又叫樹棉；一種是草棉。棉花要長成木本，則一定是多年生的。古代廣東所種的棉花，可能多屬樹棉。但到宋代以后，廣東種植的棉花，則大多屬于草棉。至于今天廣州人很熟悉的，華南、西南地區生長的木棉，俗稱攀枝花，與棉花不同科。雖然歷史上也有很少的記載，表明曾用其制作織物進貢，但因太費工費力，并未長期、持續實行。從性質上說，它的種子纖維不宜紡紗，一般只能作枕芯、床褥等的填料。
黃道婆的故事也是嶺南棉織史的證明
國人都熟悉黃道婆的故事。一般的說法是，黃道婆出身貧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壓迫流落崖州(今海南島)，學會運用制棉工具和織“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貞年間(1295年—1296年)重返故鄉，在松江府以東的烏泥涇鎮教人制棉，傳授和推廣“捍(攪車，即軋棉機)、彈(彈棉弓)、紡(紡車)、織(織機)”之具和“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織造技術。技術的改良令“烏泥涇被不脛而走，廣傳于大江南北”。黃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紡織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稱。黃道婆后來也被紡織業奉為師祖。
黃道婆的故事在細節上可能還有一些需要明確和考證的地方，但它清楚地表明了宋元時期長江流域發達的棉織業與嶺南地區的密切聯系，也點出了嶺南地區在棉花產業中的重要地位。西漢武帝末年平定南越國的漢軍，初上海南島，即見“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這種貫頭衣，即為棉布所織。珠崖太守孫幸因濫征島上名產“廣幅布”，激起民變而被殺。可見海南棉布在漢代享有盛譽。
晉代時，廣州附近地區已經普遍植棉織布，“木棉樹高大，其實如酒杯”，所謂“蠻夷不蠶，采木棉為絮，皮員當竹，剝古緣藤，織以為布”，可見木棉布已為普遍衣料。唐代嶺南棉花生產不減于前，除了多見于雷、化、廉(州)，以及海南黎洞，珠三角地區也相當普遍。唐代詩人王建在《送鄭權尚書之南海》一詩中有“白氎家家織”之句，“白氎”就是棉布。由中可知，當時南海(現廣州地區)已遍聞織棉布機杼之聲，棉花種植很發達。
宋以后，棉花開始從邊緣地區自南向北，由東到西，向長江和黃河流域擴布。
河北省蔚縣博物館收藏著一套完整的《御題棉花圖》石刻拓片，原系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將棉花種植、紡織及練染的全過程繪成十六幅圖，每幅圖配以說明文字，求得乾隆帝為每幅圖分別題寫一首七言詩而成。它是我國最早的棉作學圖譜，全面系統地展現了清代前期我國北方，特別是冀中一帶棉花種植業及紡織手工業的實況，是研究中國農業科技史以及清代前期冀中地區農業經濟的重要資料，從中我們也可看出棉花在從嶺南等地傳入之后，漫長的時間中緩慢擴展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