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經濟新動能不足，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問題加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帶來的新挑戰凸顯；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上升，國際多邊秩序遭到嚴重挑戰。同時，2018年中國對外投資在全球跨國投資下降了19%的背景下仍然實現了4.2%的增長。2018年9月，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的《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升至全球第二，但與美國差距仍然較大，投資流量規模較上年下降一位，位居全球第三，表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仍具較大增長潛力。

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新挑戰

（一）投資準入門檻升高

受美國政府霸凌主義影響，部分歐美國家或將在投資準入、出口和技術轉讓管制方面采取限制措施。8月13日美國總統簽發國家安全授權法案，包括《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并要求美商務部每兩年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報告中國投資活動，成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雖然FIRRMA法案不具體針對中國，且僅限于并購領域和部分敏感行業的財務投資，暫時不涉及綠地投資，但上述兩法案將在一年內出臺實施細則、指導意見和法律解釋，鑒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IFIUS）依據FIRRMA法案已擴大權限，并與出口管制職能掛鉤，未來對中國對美投資和對中技術出口將有更多限制。美方正在起草公平與互惠關稅法案，或出臺更多法律措施。部分親美發展中國家也出現效仿美國制裁中國的聲音，值得警惕。

（二）行業監管力度或將加強

歐美國家事中事后監管較多。美有29項外資負面清單，其中5項開放、10項部分限制、8項互惠、6項其它，對核能、電網、航空、海關報關、匯款行、保險公司等行業有限制。自從2017年底，美國出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后，放棄原制度中非歧視立場，如網絡監管中立立場，將對阿里、騰訊等互聯網企業產生不利影響。在歐美中資企業合規壓力增大，如美國貨幣監理署近三年加強外資金融機構監管，監管頻次增加、范圍擴大，中行、農行多次受美國反洗錢機構罰款。同時擔心美國采取非關稅壁壘，如海關延長進口貨物質押時間等方式，以及加大行業監管力度等措施限制中資企業拓展業務。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已對采礦、能源、基礎設施行業加強監管。

（三）建設經濟共同體尚缺乏統籌

在東亞、拉美、非洲建設經濟共同體存在較多困難。參照歐洲經濟共同體模式，東亞經濟共同體存在制度不同、各國競爭合作、發展水平差距大等問題。為推進2020年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目標，尚需中日韓分享在彌合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鴻溝，減貧、綠色經濟、中小微企業發展、農業創新、公私合營和災害管理等領域的成功經驗、轉移技術和訣竅，支持自由貿易、創新、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就業，探討數字經濟、電子商務、智慧城市和綠色科技、創新驅動等方面的合作。中國在拉美投資仍面臨政策不透明、融資難風險大、運輸成本高、腐敗低效、基礎設施PPP項目再談判比率高達70%等挑戰。中國在非投資需應對歐美主導的輿論戰、我一帶一路和援外宣傳不足、投資門檻逐步升高、合規風險高、惡性競爭抬頭等問題。

（四）企業產業鏈轉移困難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持續，針對美洲市場的制造產業鏈將轉移到多元化區域。美政府意在改變全球產業鏈布局，“定點”打擊中國先進制造企業，消除中國企業競爭優勢，引導資金流向其他行業和市場。我國企業針對美國市場在墨、泰等國布局的工廠受到配套產業鏈不完善和缺乏人工等限制，存在為保持美國市場被迫向越南等國轉移產業鏈的情況。但我國企業在亞洲產業分工競爭多于合作，區域創新驅動發展合作不足，中日韓分別在東亞區域推行“一帶一路”倡議、新南方政策和自由開放印太戰略。

（五）國內支持較少

在對外投資政策、金融支持、智庫咨詢、投資便利等方面我國企業缺乏國內支持。美國政府通過聯邦機構商品信貸公司補償中美貿易摩擦中農戶損失，我政府尚缺乏符合WTO機制的措施補償受沖擊的中國企業。在外中資銀行只有內保外貸、中信保兩個融資渠道，成本高、績效考核嚴格，無法有效支持中資企業投資項目，美元項目只能由美資銀行貸款給中資企業。美政商界已形成系統性、專業性開展中美經貿摩擦的措施方案，我國內智庫咨詢機構存在明顯短板，對政府和企業指導性不夠。國內多家受損企業在出口退稅、通關便利、擴大國內市場和開拓多元化市場等方面缺乏支持。

二、相關建議

（一）準確研判

統籌我政府、工商界資源配合美工商界開展申訴、游說、談判工作，爭取在美未來出臺FIRRMA、ECRA法案實施細則、指導意見和法律解釋過程中減少對中資限制和危害.整合國內智庫資源從價值觀、社會制度、法律體系、經貿規則等方面開展系統性、專業性研究，轉變政府和企業理念和思路。以持續開放積極化解潛在摩擦升級壓力。借鑒美商務部調查美資企業在中美經貿摩擦中受損做法，出臺精準反制措施。適當調控輿論導向，防止不當言論，全方位報道美方動態。

（二）穩妥應對

在既定戰略下，采用國際通行慣例合理反擊。如考慮剔除美國的WTO新方案，繞開美方設計的法官缺席難題。提升國內行業監管國際化水平，防止美方借口限制中方投資。采取符合WTO規則的做法轉移所征收關稅補償受損企業。

（三）探索經濟共同體

夯實東亞經濟體兩大基石，引導中印加強醫藥、化工、軟件等領域的合作，促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早日簽署，順應中日關系回暖契機，研究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突破口。整合瀾湄合作、湄公-日本合作、湄公-韓國合作三個次區域合作機制，加強東盟-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三個中心的合作，引導有利于中方的演進方案。拓展企業綜合服務，支持中資企業有序合規擴大對拉美、非洲投資，促進在基礎設施、制造、服務、能源等領域務實合作。

（四）引導產業鏈布局

有序引導企業向東南亞、南美洲、非洲等多元化市場轉移產業鏈，開拓多元化市場。如在市場調研、外匯、資金、風險防范等方面支持企業在一帶一路區域布局產業鏈，開拓多元化市場。對接中日韓在東亞區域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新南方政策和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引導在東盟開展第三方合作。研究擴大中日韓產業合作策略，鼓勵在東盟開展“公共-私營-個人合營”4P項目合作，促進中小企業、農業生產力、農村社區和鄉村旅游等領域的發展。

（五）優化營商環境

對外投資政策避免一刀切，分國別分行業鼓勵企業自擔風險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國內市場，吸引外資回流。如取消公安部對改裝車、二手車流通限制，消化汽配行業產能。鼓勵中信保增加收匯風險保險、進出口銀行擴大對中小企業支持等。取消差額出口退稅，減免國內不生產的部分原料的進口關稅，提高海關等部門服務水平，擴大營改增覆蓋范圍、簡化研發補貼手續，降低不合理稅費，增強企業應對風險能力。

消息來源：中國貿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