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維權，對于受害企業來說，一直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切膚之痛。

對于歷經了近9年打假維權之路的常州依麗雅斯紡織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依麗雅斯)的法定代表人沈莉萍來說，感觸更深。

早在2006年前，沈莉萍還在丈夫的公司——常州新際裝飾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際公司)負責產品研發時，因市面上仿制品充斥，她即踏上了打假維權的漫漫長路。

面對市場上仿制品的日益增多、銷售一落千丈的現狀，沈莉萍只好另成立了依麗雅斯，新際公司將具有自己著作權的產品圖案無償提供給依麗雅斯使用。

沈莉萍雖然有了自己的公司，但新際公司的打假維權之路她還要繼續走下去。

令她沒想到的是，2006年6月，在新際公司首次通過法院向浙江嘉興的兩家公司發起侵權訴訟后，會一下子被拖進訴訟的泥潭直到現在。

仿品泛濫與維權之苦

新際公司是一家集設計、生產、銷售于一體，并擁有花型圖案著作權的印花窗簾企業。其憑著獨有的產品設計和花型領跑整個印花窗簾行業，曾一度占領國內85%以上的窗簾市場。從2002年起，致力于自力更生的沈莉萍開始在家族企業新際公司里負責產品的研發。

可好景不長，2005年，研發出來的新型印花窗簾很快就被大量仿制，使其市場銷售份額急劇下降。為了穩住市場份額，沈莉萍另行成立了依麗雅斯，除了繼續生產新際公司的產品外，更是聘請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專家進行圖案設計、開發新系列的窗簾與系列家居產品。已持有江蘇省著名商標的“依麗雅斯”，在2014年還榮獲中國紡織品牌文化創新獎，全國僅15家企業獲此殊榮。

依麗雅斯在致力產品創新，開拓新的市場份額時，新際公司也開始對市場上的仿制品進行調查。

2006年5月，新際公司經過調查，發現在武漢市場上有大量侵犯該公司著作權的產品，仿制的企業是全盛公司和盛世裝飾公司。“而這背后的始作俑者是新際公司曾經的生意伙伴——吳全林。”沈莉萍對記者說。

吳全林，不僅是上述兩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實際控制人，也曾經是新際公司窗簾坯布的供應商——嘉興市棲真華祥織造廠(以下簡稱華祥織造廠)的合伙執行人。

自2002年到2005年，吳全林一直代表著華祥織造廠給新際公司供應坯布。用新際公司一位劉姓老員工的話說：吳全林與新際公司合作到2005年上半年都沒有產生過糾紛，雙方關系一直都比較好。

“2005年5月，因華祥織造廠遲遲沒有全額給新際公司開具發票，造成新際公司坯布庫存積壓，導致新際公司資金周轉不靈，同時又被人舉報稅務問題。新際公司遂改變經營方式，從經銷改為來料加工，收取加工費。由此不再向華祥織造廠采購坯布，改由劉文才的紹興縣新思路窗簾商貿行與吳全林成立的全盛公司購買坯布，再送到新際公司加工印花。”沈莉萍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可能是這一經營方式的改變或其他原因，此后吳全林開始暗中仿制新際公司產品。”

2006年6月，新際公司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訟訴。武漢中院受理此案后，到全盛公司現場取證時，因為受阻，法院無法進行取證。在此情況下，新際公司于11月申請了撤訴。

新際公司的首次維權以撤訴告終后，市場上出現的仿制品越來越多，已成泛濫之勢。新際公司面對日益增多的仿制品和為了減少虧損，隨即宣告停產。并將所有的產品圖案著作權轉讓給依麗雅斯。

自有了上次維權失敗事例后，沈莉萍在打假維權上不再敢那么冒進，而是注重證據的收集，再將收集到的侵權證據反映給知識產權局和工商部門，但收效甚微。以至于2009年時，全國范圍內出現了6家仿制其產品的企業。

經過近6年對全盛公司和盛世裝飾公司侵權證據材料的收集，依麗雅斯帶著證據材料到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進行了報案。2012年，該局對此案正式立案偵查。

2014年1月10日，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對其中一名仿制者吳全林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同年9月，江蘇省高院裁定將此案發回重審。

　　“從天而降”的判決書

2006年6月，就在新際公司發起首次維權后，吳全林即以華祥織造廠的名義在常州市中級法院對新際公司提起了買賣合同糾紛案的訴訟。

華祥織造廠在訴訟中稱：華祥織造廠與新際公司自2002年以來一直有業務往來，由新際公司向其定購滌綸牛津布，定購業務一直延續至2005年4月，現新際公司尚欠468萬元貨款未付。

新際公司辯稱：雙方確實有業務往來，但貨款均已支付完畢。

這看似簡單、平常的案子，卻是一波三折，經市、省和最高法三級法院，歷時7年才審結，前后共下達了7份判決和裁定書。

在江蘇高院的裁定中，提到了2010年吳全林以全盛公司的名義在嘉興市秀洲區法院對新際公司發起的一個承攬合同糾紛案的訴訟。這起訴訟的結果直接影響到了吳全林訴新際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的判決結果。江蘇省高院依據秀洲區法院判決書中認定的事實，作出了新際公司向華祥織造廠支付250萬元貨款的判決。

“這是一份從天而降的判決書，我們自始至終都不知道有這么一個訴訟。這個案子判得很巧妙，看似法院駁回了原告全盛公司(即吳全林)的訴訟請求，但判決書里對吳全林提供的所有證據都進行了認定。”新際公司這起訴訟的代理律師張永立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全盛公司訴稱，2005年4月中旬，原告與被告劉文才(紹興縣新思路窗簾商貿行業主)建立承攬關系，雙方約定：由原告為被告劉文才、新際公司加工牛津布，原料由被告劉文才、新際公司指定熊根良負責采購，并預付原料款給被告熊根良。同年4月26日，原告與劉文才簽訂一份《加工承攬合同》，約定：交貨地點為新際公司，交貨期限2005年4月28日至2005年12月30日。在約定期限內，原告共加工牛津布坯布色布所消耗的原料價計約1990萬元，但被告熊根良尚有135270.50元原料款未交付原告。請求法院判決熊根良支付此原料款，劉文才和新際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2010年12月，秀洲區法院對此案作出了駁回全盛公司訴訟請求的民事判決，但全盛公司沒提起上訴，2011年5月1日，判決生效。

新際公司稱此案是一個“虛假案件”。而且，還在為此案到處申訴，并要求撤銷這份判決書。

新際公司為何非要撤銷這份沒有損害自身利益的判決？

“2011年6月，吳全林在秀洲區法院的這份判決書生效不久，即迫不及待地將此判決書作為上訴證據提交給了江蘇省高院，以此證明華祥織造廠訴新際公司所欠貨款的依據。我們也是在這時才知道有這么一份判決書，有這么一個案子。”張永立向記者介紹說，“我們已向江蘇省檢察院進行了反映，并提出了抗訴申請。”

　　“勝訴方”的苦惱

被新際公司稱為“虛假案件”的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記者來到嘉興，采訪了當時的承辦法官和相關證人以及公安機關，試圖還原案件的真相。

“吳全林在秀洲區法院的訴訟請求雖被駁回了，但他需要法院認定的證據，法院全認定了，這背后一定有高人指點。”沈莉萍有些激動地說，“現在看來，他提起這場訴訟完全就是為了給常州的訴訟炮制證據，而且這證據還遠遠高于其他證據。”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這份判決書對原告和被告提交的所有證據都予以了確認，而且所有證據在質證過程中都無異議。最終秀洲區法院認定：2005年4月，劉文才以紹興縣新思路窗簾商貿行的名義與全盛紡織公司簽訂的《加工承攬合同》，約定由劉文才提供原料牛津布，全盛紡織公司完成產品加工并交付。在合同履行期間，劉文才及新際公司將原料款支付給熊根良，共計1990萬元，由熊根良購買原料并交付給全盛紡織公司，其加工完成的成品交付至新際公司處。

判決書認為：本案承攬關系非常明確，熊根良收取劉文才及新際公司原料款，僅是接受劉文才委托代購原料，并交給全盛公司。

對于劉文才在書面答辯中辯稱：“與熊根良間不存在勞動合同關系或雇傭關系，更不存在任何委托關系。”法院未加理會。

新際公司的代理律師說：江蘇高院的判決書在很大程度上引用了秀洲區法院認定的雙方屬加工承攬關系，劉文才、新際公司與熊根良之間存在委托關系，打入熊根良卡上的款屬于購買原料的錢。

“沒想到，作為重要證據使用的《加工承攬合同》是一份復印件。現在仔細看來，發現這份合同有部分內容是后來添加上去的。”劉文才稱。

作為主審法官的李國明對此則表現出并不知情，向記者驚訝地表示：“是復印件啊？”

根據庭審筆錄記載：作為關鍵證據使用的《加工承攬合同》的原件在嘉興市稅務局。

李國明則表示：沒到稅務部門調取過原件。

此案的代理律師樊立新說：“我們一直都想申請再審和抗訴，但嘉興的法院和檢察院都表示極不理解，稱我們是勝訴方，還怎么提起上訴？”

“我們雖為‘勝訴方’，但我們有很大的冤屈，難道就不能申訴嗎？”樊立新感嘆道。

　　蹊蹺的案子

新際公司感覺到秀洲一案的蹊蹺，于是向嘉興市人民檢察院進行了舉報。2012年12月25日，嘉興市檢察院對三名被告中唯一聘請律師參加過訴訟的熊根良做了調查。

熊根良在接受調查時坦承：“他(吳全林)是我妹夫，我是他大舅子。”

作為案件中的第一被告，熊根良在接受檢察官問詢時稱：我不知道打的什么官司，“只是知道有這么回事，但具體情況我不清楚，都是吳全林他們弄的，我自己沒有去法院”。

他還稱：參與訴訟的律師是吳全林他們安排的，自己沒有請。

當檢察官拿出四張照片明確告訴熊根良，里面有一個人是劉文才，讓他辨認，他竟認不出來。

劉文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我們之間根本就沒見過，熊根良怎么可能認出我呢？”

“不認識，為什么會將近兩千萬元打給一個陌生人？”記者問道。

“我們以前做生意都是按照客戶提供的賬號打錢，打給熊根良，這都是按照吳全林的意思打的，以前也按照吳的意思打到過其他人的賬上。”劉文才稱。

2013年2月1日，熊根良在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的詢問筆錄中稱：“我不知道劉文才向卡上打了多少錢。錢從熊的卡上走，這也都是他們(吳全林、劉文才)商量好的，我不知道。”

熊根良在詢問中更是透露：“錢打過來后，吳全林生產需要紗，就叫我到廠里進紗。進貨的廠家是吳全林介紹我的。”

“我對銀行匯款的東西不懂，我把銀行卡和密碼交給吳全林或吳全林的兒子吳軍，由他們到銀行操作，然后把銀行卡再給我。”

“銀行卡上沒錢了，吳全林和對方聯系，讓對方打款。這不需要我操心。”

并稱：這都是“他們(吳全林、劉文才)這么商量好的”。

“其實買絲、取錢、打款都是吳全林一人說了算。”熟悉此案的張永立律師懷疑秀洲區法院的這個案子就是一個虛假訴訟。

據了解，2008年11月，為遏制虛假訴訟，浙江省高院專門出臺了《關于在民事審判中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案件的若干意見》，要求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對容易發生虛假訴訟領域和存在虛假訴訟嫌疑的案件采取特別審查措施；要求證人必須出庭作證，向案件的利害關系人通報，必要時可以依法通知其參與訴訟等。

當年，浙江省高院還指出，虛假訴訟案具有：“當事人之間一般存在親屬、朋友等特殊關系”和“為了避免露出破綻，當事人到庭率較低，大多委托訴訟代理人單獨參加訴訟，給法院查清案件事實設置障礙；有的當事人還為對方提供便利，如代請律師、代交訴訟費等，以便加快訴訟進程，早日騙取法院裁判文書”等特點。

2010年，為了嚴厲打擊虛假訴訟犯罪，浙江省高院和浙江省檢察院聯合出臺了《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的指導意見》。根據《指導意見》，參與虛假訴訟的當事人可能涉及10種罪名，最高將被判處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