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代工鞋廠來說，薪資成本的急速上漲是致命傷。”一家東莞臺資鞋企高管說。
裕元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閑鞋制造商，約占全球行業市場以批發價格計算的20%。這家在中國大陸擁有40余萬員工的代工企業正陷入勞資糾紛困境。
針對員工要求補繳社保金的要求，4月17日裕元集團發布公告稱，將從5月1日起，按政策調整員工的福利金。
此前，裕元集團的一名女工發現，裕元集團為他們繳納社保的基數低于他們的月實際收入，這引起了員工的普遍不滿。據深圳一家勞動者服務機構測算，“如果全部補繳，裕元集團付出的代價會在8000萬至1.2億元左右”。
工資成本不斷上升
代工廠是對利潤最敏銳的捕捉者。
1988年，裕元集團在珠海開辦了在中國大陸的第一間工廠，并于次年來到東莞，從此這里建立了這個制鞋王國最多的生產線。
這個時期，“隨著新臺幣的升值、勞工薪資的上升及臺灣電子科技業興起后對鞋廠就業的排擠作用，臺灣本土鞋廠開始出現衰退”，周枝田在他2010年研究東莞鞋企轉型的博士論文中寫到，此前他已在東莞臺資鞋企中供職了十多年。
1992年，吳漢耀(化名)來到裕元集團高埗工廠打工，他當時第一個月的工資是400多元，“比老家公務員的收入還高”。
2000年以后，“臺商制鞋業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達到鼎盛階段，鞋廠利潤、效益突出，甚至有所謂的‘做一雙，賺一雙’的產業榮景”，周枝田介紹。
2004年，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最低工資標準》開始施行，對代工廠來說，這是一個標志性的節點。盡管裕元集團2005年營收31.55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16%，但其稅后凈利潤只增長了2.2%，為3.10億美元，也即利潤率只有9.83%。(文中涉及裕元集團財務數據的年份均為財政年度)
在裕元集團的公告中，2005年被總結為“充滿挑戰”，原因是原油及石油化工副產品價格上漲、工資水平上調以及人民幣升值等。
2003年，東莞市的最低月工資標準還是450元，2005年則達到了574元，漲幅27.6%，而在2001年，這個標準還只是430元。
2007年是裕元在東莞發展的頂峰，“工廠附近村里的出租房一房難求，商業街的商鋪也天天人滿為患”，吳漢耀說。
但在此時，裕元集團已現疲態，其公報顯示，2006年上半年，盡管鞋類總產量較去年同期上升6.9%，達9600萬雙，但受到原油價格飆升及勞工成本上漲等因素影響，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約0.8%至23.4%。上半年營收17.22億美元，稅后凈利1.68億美元，利潤率下降為9.76%。
2007年，裕元集團的營收再次以兩位數增長，但每股盈利卻持續降低，降幅為0.9%。
這一年，東莞市政府提出推進經濟社會“雙轉型”戰略。針對鞋類等加工企業的銀行保證金臺賬管理、出口退稅率等政策紛紛調整，抑制低附加值產品出口，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次年，東莞市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后的八大支柱產業名單中，已經不見了制鞋業。
向內陸和海外遷移
2005年，裕元集團來到了江西上高縣，這個只有12.8萬縣城人口的小城，一下子聚攏了3萬名制鞋工人。裕元集團在這里投資了2億美元，2007年又開工了9條生產線。
人力成本是上高縣吸引裕元集團的重要原因。縣政府遞上了一份特殊的人力資源清單——全縣l6個鄉(鎮、場)有制鞋從業經歷人員的調查統計。這份調查統計細致入微，包括上高縣曾在東莞裕元工廠工作的人員、目前仍在該企業工作的人員，以及這些鄉(鎮、場)可能為裕元集團提供的勞動力數量及其分布等。
東莞執行廣東省的二類城市最低工資標準，根據當時廣東省勞動廳的數據，東莞的標準自2003年的450元調增至2010年的930元，增幅達106.67%。
2009年，裕元集團開始在安徽、湖北、湖南、河南設廠，但在這一年，裕元集團運動鞋的營業額在近年來首次出現下降，降幅為2.6%。也是在這一年，裕元集團全球生產線數量在多年增長后也出現波折，較2008年減少了17條，為423條。
從2007年開始，裕元集團開始在越南和印尼大規模設廠，其生產線數量總和已幾乎和中國國內數量持平。
周枝田在他2010年的論文中介紹，以平均每雙出口單價為20元美金的中高檔運動鞋為例，每雙鞋子的人工費用在中國大陸為美金6元，印度尼西亞、越南為3元。
盡管此后國內生產線還在增長，但裕元調整的決心更堅定。2011年，裕元位于東莞的裕成鞋廠決定降薪和裁員，其官方理由為訂單減少、業務萎縮。但《東莞日報》引述員工說法卻是，工廠真正的用意在于讓員工自動辭職，將產能轉移至江西新廠。該報道稱，當年 9 月和 10 月，裕成鞋廠有數十個訂單轉至江西裕泰鞋廠生產。
到了2013年底，裕元集團在東莞市高埗鎮的工廠只剩下46000名工人，比鼎盛時期減少了一半。裕元集團國內員工總數也在減少，2012年底為42.3萬人，比上一年減少了3.7萬。
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
2013年，裕元集團的毛利又下降了0.8%，其財務公報中給出的理由是“工資成本上升，產能搬遷及調配引起的生產效率減低，為國際品牌產品代工的制造業務毛利下跌”。
2013年，東莞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上漲為1100元，2014年則再次漲到了1310元。
2013年，如果不是減少了銷售開支和融資成本，裕元集團的成本將因為上漲的工資而無法與去年持平。其公告顯示，2013年的行政開支增加了2.54億美元，其它開支增加了2166萬美元，但其中并未單獨列支工資數據。
在此之前的2012年，“由于亞洲(特別是中國)的通脹情況令工資上漲及租賃成本上升”，裕元集團的銷售、分銷及行政開支已比上一年增加了8.6%。
裕元集團將在2014年迎來一個重大利好——世界杯，上一個世界杯年給裕元集團帶來了15.4%的營業額增長，以及3.3%的每股基本盈利增長。但在這時，勞資糾紛發生了。
“像這樣的社保維權，在十年前幾乎是不可能的，不是說以前農民工沒有注意到社保問題，而是在當時就業崗位稀缺的情況下，他們不敢提出要求”，長期關注農民工權益保護的華南師范大學教授黃巖說。
但當第一代農民工到了退休年齡，養老金成為他們首當其沖需要考慮的問題。據一家勞動者服務機構的調研，“在一些珠三角城市， 45歲以上的農民工中，有50%-60%左右沒有足繳社保”。這家機構的工作人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頒布前，農民工的社保繳納普遍不規范。
裕元集團的勞資糾紛發生后，鞋廠承諾將開始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但是部分工人卻不愿承擔增加的自繳部分。
“盡管按照目前的繳費水平，裕元工廠的退休工人每月的保險只有幾百元，但還是遠遠高于一些人農村老家每月幾十元的收入水平”，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告訴記者，“但他們仍對這樣的水平感到不滿，意味著這些退休的農民工希望留在打工地生活”。
在這次勞資糾紛中，一些工人亦對違法的勞動合同感到不滿。“所謂的‘違法’，是這些勞動合同并未在當地人事部門備案，這并不影響對雙方勞動關系的確認，但卻會導致工人無法享受到當地的一些福利性政策，比如子女隨遷入學”，上述勞動者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說。
在劉開明看來，盡管中國的農民工收入不高，但仍能“達到或接近人均GDP水平，如果一個工人拿到的工資達到人均GDP，他的收入就不算低，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但為什么要說中國農民工的工資低？就是因為中國農民工除了工資外，社會保障水平非常低，導致其生活成本非常高”，他說。
